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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丨陈加锁：我的1978，惊动邓小平派出联合调查组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陈加锁，山西阳城人，1953年生，1971年在青海西宁参加工作，197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，此后从事高等教育11年，1993年辞去公职，做职业经理人至今。
原题
我的1978
作者 | 陈加锁
本人姓陈，陈旧的陈；再加上一把锁——尘封往事之意。但随着2018进入倒计时，发生在40年前的一些往事，可以启封了。
01
1978年3月29日，由西宁开往北京的第36次旅客列车呼哧呼哧跑完了陇海线，在郑州站掉换车头，北上京广线。
夜色正浓。车厢里灯光暗淡，很多旅客沉在梦中。但9号车厢靠窗的座位上，一个形容憔悴、神情落寞的年轻人却怎么也睡不实。看上去他极度疲惫，可每一次他刚要入眠，便立刻惊觉，仿佛有鬼魅在缠着他：只要他敢打盹儿，就会强行闯入他的眼帘。
那个倒霉的年轻人，就是我。
我孑然一身，没有行李，没有背包，连个茶杯都没带。只在口袋里揣了几百块钱，还有那份北京大学的入学通知书。
离开郑州大约一个小时，从车轮下面传来倥侗倥侗的声响，车速也明显慢了下来。我知道，列车驰上铁桥了，黄河就在桥下。
想到黄河，就想起世代相传的那句老话：跳进黄河洗不清。我能洗清自己吗？
我想看看黄河，窗外却黑魆魆一片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桥面上一闪而过的路灯。大河两岸，夜幕深处，这里那里偶尔会跳出一盏两盏孤灯，像忽明忽暗的鬼火。
车过邢台，天光大亮。有列车员和乘警从车厢那头走来。
“查票”，她说。我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来车票，看也没看递给了她。她一看去北京的，就伸手要介绍信。那年头是这样的：只要进京，不管你出差还是探亲，都得持有本单位出具的介绍信，没有单位的也得到居委会去开个证明，否则别想进去。我这次偷着跑出来，哪来的介绍信？但我有入学通知书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
当然了，前提是查票的人不跟我较真儿，真要是较真儿的话，就难免会露出破绽。比方说吧，新生报到的时间早就过了，你这通知书也该失效了是不是？还有，既然是报到入学，怎么会没有行李，连铺盖卷儿都不带？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旦提出，就很费口舌，还不一定能说得清楚。
好在那列车员不是个很较真的人，她只是瞄了一眼，就把车票还我，转身查下一个去了。我松口气，车转身子，望向窗外那刚刚苏醒的早春大地。
在巨龙的碾压下，华北平原变成了两个天大的漩涡：沿车行方向一左一右，左边顺时针，右边逆时针，旋转开来。如此天旋地转，看久了难免发晕。我长叹一声靠回椅背，眯起双眼；明知徒劳，却还是努力地去从头撕扯内心深处那一团乱麻——
唉，都是高考惹出来的，我想。假如当初没去报考，或者考试考砸了，哪里还会有后来的麻烦……
02
77级入学考试是在年底进行，等到阅卷和录取工作结束，发出入学通知书，就已经到了1978年的元月底、二月初。那天我上中班，下午3点多来到厂里，刚进门就被人拦住了，说要我请客。我问请什么客？他们说你考上北大了，通知书在政治处。我说当真？还有谁考上？他们说十多个呢，别人应该都拿到了，你快去吧。
我登登登跑去办公楼，见到政治处主任张万福。他说你来晚了一步，省招办刚来电话，说你的政审有问题，被人告了，要我们先把通知书压下不发，下一步怎么办，等候通知。
我顿时愣在那里。
政审，政审，还是政审！满以为盖了戳就没事了，难道是又“发现”了什么新问题？
果然是发现了新问题！根据省招办提供的线索，几天后组织上找我谈话，要我说清楚两点：第一，毛主席逝世以后，你在厂团委办的油印小报《微电青年》上写过一首小诗，有人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，你怎么讲？第二，“四人帮”倒台前，曾经派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来本省活动，有人说你曾经找过他，是不是事实？我回答：都不是事实！纯属子虚乌有、凭空捏造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陷害！
可是，我没有办法证明！
谁都知道，证明一个存在过的事情容易，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事情，有时候比登天还难。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地方，法律上都会明确规定举证责任，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，拿不出证据不予立案；但在当年，我们的法律几近于无，政策上又实行疑罪从有、有罪推定的原则——说不清是吧？说不清就是你的问题！
我说不清，所以我有问题。
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提出几点小小的请求：一，那首小诗的事情，他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建议省招办找宣传部门鉴定；二，关于第二个问题，谁举报的让谁来跟我对质；三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诬陷，我请求组织上追究对方的责任。
“可是，人家为什么不诬陷别人呢，无风不起浪对不对？”他喝口茶，幽幽地问。是啊，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有仇人吗？没有，跟谁无冤无仇。连那些大会小会批判我的人，也都口口声声说与我个人没有矛盾。那又为什么会有人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，要造谣诬陷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呢？
直到再读《水浒》，发现了“投名状”一节：投奔梁山者得亲手杀过人，才能彻底地融入山寨。若是此前没杀过，为了证明你并非奸细，你就得到山下去，逮谁宰谁，随便杀一个。要是有谁问那个被宰的倒霉蛋：你为什么被杀？他一定不知道。就像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把我往死里整一样。
投名状是人类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。因为它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，是人的本性中害怕被人孤立、竭力逃避孤独的最现实的表现。且不光是东方人，西方照样。德语电影《浪潮》所揭示的“我们离纳粹只有五天”，之所以令人震撼，不光是因为它挖出了人人心中潜藏着的内鬼，而且因为，我们迄今并无良策。
有太多太多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，都可以用投名状理论加以解读。比如当年对所谓“黑五类”子女的政策：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，重在表现”，表现什么？表现就是组织上等着看你的投名状！
文革现象中最让人困惑不解的，是爱生如子的校长、老师，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。他们都是些孩子，哪来那么大的仇恨？难道仅只是“仇恨教育”的结果吗？我看未必。很有可能，对那些发育中的孩子来说，把“当权派”或“反动”学术权威打翻在地，跟当众咬破自己手指头写血书表忠心，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——他通过自己的行为，向他心仪的偶像或组织递交投名状。
“可是，为什么偏偏是你呢，找别人不行吗？”——我知道，有朋友会这样问。
答案是：当然不行！所谓“枪打出头鸟”，出头鸟才是大概率的牺牲品。此时此刻，俺就是那只出头的鸟儿。
03
有时候想，人不能太顺，太顺了就麻烦。我的不幸就是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太顺了，顺得令人发指！
本人从小在农村长大，1971年18岁时参加工作，进入三线建设中新组建的西部某省微电机厂。“九一三”事件那天恰巧是我们报到的日子，正赶上一级战备，随即把我们编入厂里的高炮连，用大卡车拉到机场南侧的山上挖战壕、筑阵地。六门高炮六块阵地，挖了大概有两个星期。
随即，建设中的五一俱乐部新厂区遭遇洪水，我们又直奔抗洪前线，白天护坝夜间值守，又差不多两个星期。然后才返回厂里分配工作，开启真正的学徒生涯。当时，军品任务催得特急，我们这些新人甫一上岗，厂里就开启了著名的“连轴转”模式：一气干够24小时，然后休息8小时，再接着干24小时……一直延续到年底。那可真是要了命了。尤其对于工作时必须站着操作的机加工来说，其痛苦指数之高，几乎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。
而恰是这种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铁人三项赛，让俺这个农村娃在同期进厂的50多位新人里，不知不觉冒出来半个头。因为，农村孩子最擅长的就是体力活。
我这人不迷信，但冥冥中的这种安排，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只能像某个长相一般演技平平却一夜爆红的舞台新人那样，说：“这本子特适合我。”假如换一个本子，比方说换成舞台上的才艺展示什么的，我铁定出局。
在高炮连的一个月，很少有人叫我的名字。连长带头小胖墩小胖墩的叫，大家伙儿也都跟着叫，愣是把这个小胖墩叫出了名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一小小的爱称，竟直接影响了我们新员工的工作分配！
我自己对工作分配没有概念，抱着无条件服从的态度，没有“个人愿望”。直到分配会上，劳资科的石宝生老师念到我的名字：陈加锁，六车间机加工组，铣工；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在心里面自己问自己：铣工？是不是洗衣服的洗呀？——洗衣服就洗衣服吧，没问题！
等进到车间才发现：哇，原来是全厂最好的车间、最好的工种！
六车间是新产品试制车间，产品特点是批量小、品种多，还经常需要自己加工非标件的工装模具，特别有利于个人技术的提升。铣工又是机加工里含金量最高的工种之一，多少人盯着这个岗位呢。可我师傅却一口咬定：我就要那个“小胖墩”！谁来说情都不行，高官也不行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她其实是有一点私心：自己身体不好，希望找一个能干活肯吃苦的徒弟来挑大梁。高官的公子哥固然有其优势，但不合她的意！
我没有让师傅失望。更让她得意的是：这小胖墩不但肯吃苦，而且动手能力强，学东西还蛮快，几乎没让她费什么劲。渐渐地，我成了她的骄傲，加之“小胖墩”的品牌效应，从车间到厂部，上上下下就全都开始关注我的成长，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进步，都有人看得见。政治上更是如此，大会小会让我露脸，无论学习、批判还是技能培训，总把我往前面推，等于是创造机会帮我历练。进厂两年就让我入了党——就工厂而言，速度之快令人咂舌。
就这样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了无阻滞，直至迎来75年的高点和76年的转折：先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倒下，继而又在揭批四人帮中被踏上一只脚。
04
1975年年初，在邓小平“全面整顿”的大潮中，我迎来了自己工人生涯的顶点，成为省级劳模，当时叫“先进生产者”。省委省政府（省革委）通令嘉奖不说，还让我们披红戴花，在省城的大街上招摇过市，一时之间出尽了风头。可仅仅一年以后，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来了，那次表彰大会也被人贴上了邓记标签，我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就灰头土脸了。
紧接着，当年十月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倒台，全国性的揭批运动又如火如荼开展起来，已经落寞的我再次成了投名状，只不过这一回，我被说成了“四人帮”的人。理由很简单：省上一二把手都因为“四人帮”问题被隔离审查了，被他们表彰过的，能不是一条线上的？
恰在这时，有传言说老书记韩义理可能调走，于是厂党委班子里就难免有人会有些想法。很自然呀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能向上递交一份漂亮的投名状，该是多么抢眼的事情！
整个过程有那么点蒙太奇——车间里与我相熟的书记主任一同调离，从医务室弄来个矮矮胖胖的大夫做六车间书记，又从哪里调来个高高瘦瘦的技术员做车间主任。我跟他俩都不熟，但初步接触给我的感觉是来者不善，冲我来的。没过多久，大概是觉得在六车间整我不大方便吧，就琢磨着给我换一个地方。
那天上午我正在干活，新主任亲自下到我的工位，一声没吭，递给我一张纸条，扭头就走。这已经很不正常了，打开纸条一看更不正常：上面只有手写的一行字：“调陈加锁到二车间机加工组，二日内报到。”连落款都没有！
但无论正常不正常，它都是车间主任亲自送来的，其真实性毋庸置疑。所以我二话没说报到去了。心里却很清楚：这跟进“牛棚”差不多，也是边劳动边接受帮教的性质。而所谓“帮教”，不过是批斗的代名词，换个说法而已。
二车间对我的大会点小会批搞了多少次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都没有收到他们想要的效果。有一次批斗会把我逼急了，还当场摔了帽子，被呵斥为“态度极其恶劣”。当然，这是会议的组织者说的，会议的参加者却不这么认为。有一位技术员叫张长序的，是文革前的大学生，在批我的会上就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我还是没弄明白。先给人扣一顶帽子，然后对着那帽子一通乱打——打人呢还是打帽子呢？那帽子是他的吗？”
六车间的书记和主任想帮帮这边的忙，从外围给造点势，就带人在办公楼前贴我的大字报。我们厂归机械局管，虽然我连机械局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可大字报却言之凿凿，说我是四人帮在该省机械局系统的代理人，并且声称，他们手里掌握着我与四人帮余党勾结的“铁证”，要我丢掉幻想、停止抵抗、低头认罪、老实交代。设备科的李师傅李润生看过大字报以后，当着来来往往那么多人的面就扯开嗓子喊上了：“有证据拿出来呀，咋不拿出来呢？——别说什么铁证了，就是木头证、泥巴证，拿出来也行呀，拿呀！”
05
1977年高考改革之前，各大学已经在招生，只不过不用考试，是推荐上学。所以那几年每有招生指标下来，小伙伴们就热情高涨跃跃欲试，本车间、本班组，也时不时有人得到机会，高高兴兴外出上学。而本人却总是躲得远远的，不报名，也不想。原因何在呢？说来可笑：首先是因为无知，不明白大学是干什么的。以为那里面除了“臭老九”，就不再有别的。
我们那一代人的脑子是被格式化了的，没办法。没有预装的，就不存在。同样被格式化了的还有对工厂和工人的看法。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，我干嘛放弃领导阶级去做被领导阶级呢？
而更重要的，还不在于格式化所形成的头脑深处的“左倾幼稚病”。假如日子过不下去了，相信什么病都不能阻止你外出谋生。而我的问题恰恰是在于：小日子太滋润了。人和动物都一个德性，日子太滋润了，就不想挪窝了。可见我身上那惰性，比左倾幼稚病还严重。
因此，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别人都亢奋得什么似的，本人却依然冷漠，仿佛那消息根本就与我无关。虽然这时候的小日子，已经过得一塌糊涂。
已经一塌糊涂了就应该外出谋生了呀，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这一回，我是多了块心病：担心政审不能过关。头上还一大堆帽子呢，谁会让你去读书！
可车间里的小伙伴们不明白我的心思，都觉得我应该去。同一个班组里，好几个都说要报名，也成天鼓动我。这里面有个叫刘回生的老大哥，说的最实际。他说去吧去吧，咱都这么大了，以后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？管他考上考不上，好歹进考场见识见识，丰富一下阅历也好呀。你就不怕将来老了后悔？
还别说，这最后一句话倒真是触动了我。下了班就跑政治处去打听，问人家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报名？回答是：“政治处只认材料，没有材料就是没有问题。”
用今天的话说，这等于是传递给我一个信息：他们还没有收到车间报上去的有关我的罪行材料！要不我说那些批斗会不成功呢。
没有了政治包袱，我就跟小伙伴儿们赶在报名截止那一天，下了班直奔厂部，开介绍信，盖上同意报考的公章，高高兴兴报名去了。
东区的报名点设在一所小学，而小学又设在本省最大的一座清真寺里。经历了文革的洗礼，寺院里已经看不出有宗教的痕迹，若干年后学校从里面撤出，才又恢复了其本来面目。
人还真多，赶庙会似的。许多人大概也都跟我们几个一样，抱了同样的想法，来末班车上过把瘾。
06
满以为报名就是报个名字而已，没料到还得填报志愿。
听说现在的高中生们在填报志愿的环节常常是家长老师齐上阵，咨询、调查、估分、筛选专业、就业前景预测，俨然一项系统工程。可我们当年，没有人商量也没有时间细想，跟在集市上排了队玩塑料套圈的游戏差不多，轮到你上就是了。
志愿栏有三行，每人最多可以填三个志愿，我想都没想，一挥而就。过后却觉得有点犯傻，用一句话形容，叫“无知者无畏”！且看：第一志愿，北京大学哲学系；第二志愿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；第三志愿，武汉大学哲学系。
回到厂里，在车间门口碰上了技术员张长序，他一听就连呼：坏了坏了，你怎么能这样报呢？要报个好学校，再报个差一点的，最后报个师专什么的给你兜底。你倒好，三个志愿都是一等一的好学校，万一第一志愿瞎了，档案退回来以后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筛选，等于是白白浪费了两次机会！他问我能不能找人去改一改？我说到哪里找人去呀，一个都不认识。再说，报名已经截止了，由它去吧。
几天后我们去领准考证，工作人员说：“喂，你是陈加锁呀！等等，我们校长要见你。”随即跑里面叫校长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，自我介绍说她就是这所小学的校长，也是这个报名点的负责人。她说她从登记册里看到了我的名字，想跟我认识认识。她见我一脸懵逼的样子，才意识到是自己没有介绍清楚，忙说：你们厂政治处的司圣述是我爱人。他经常念叨你，把你夸得什么似的，我就想借这个机会看看你本人长什么样。她预祝我金榜题名。
这时，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拿到准考证的都火烧火燎，四处跟人借教材。我访来访去，只找到一册高中数学，还忘了是高一还是高二的了，而其他教材一概没有，都被借光了。可见考生人数之多。
也就从那天起，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就啥都不做，除去吃饭睡觉，就是啃数学。啃呀啃，总算把整本教材给啃完了。期间只有一次例外，放下数学做了篇作文。说起那次意外，我到现在都不明所以，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和解释。
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：考试前的一个星期天，古城已是隆冬时分。当天下午天阴得很重，我窝在家里做习题。突然一声霹雳，接着又是几声闷响。我好生奇怪，忙来到阳台，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——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盛夏时节才会有的电闪雷鸣！就在我站上阳台的当口，鹅毛大雪就伴随着隆隆雷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。只一会儿功夫，那马路上、院子里和枯树枝头，就换上了银装。却眨眼间，风停雪住云开日出，前后过程不过几分钟。
当天晚上我没啃数学，摊开稿纸写下一篇习作，来纪念这个极不寻常的天气现象。题目就叫《雷阵雪》。
进场前夜，我觉得该放松一下了，就撂下书本，早早地上了床。可哪里知道，那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心理暗示，等于人为地给自己制造紧张。于是平生头一回：通宵失眠，辗转反侧到天亮。好在清早爬起来，自我感觉还行，并没有多么疲惫。但开考以后很快就不行了。考场设在铁路中学，教室的煤炉子燃得特别旺，我又恰好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，离炉子最近，被暖洋洋的炉火烤着，一会儿功夫瞌睡劲就上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迷迷瞪瞪都不知道是怎么交的卷。中午回家对爸妈说：考砸了，后面几场就不用去了。老爸一听就愣了，说怎么能这样呢？要善始善终嘛，不能半途而废。老妈也说，你快去吃饭，吃了饭抓紧眯一会，我给你看着表，到点叫你。
后面三场考试，相比第一场感觉要好些，每场都有一些超常的发挥。例如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题，记得是求立方体的对角线，我借的教材里压根没涉及，我临场也把它解出来了，虽然不一定对。
07
1978年开年头一个月，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。二月初是春节，过了节就该做入学准备了，可通知书还押在政治处的保险柜里。
我去催政治处，政治处催省招办，省招办却很少有个痛快的说法。怎么办呢？政治处也没辙。
厂里新调来一位党委书记，叫周魁，刚来就住院。我到医院找他，问他我的事该怎么办？他说他正在想办法。他希望我也往招办跑一跑，说有些事当面沟通可能会更好。
从医院出来，我直接去了省招办，进门就说，我是微电机厂的。一位女士叹口气，说：“怎么又是微电机厂的，刚刚走俩！”旁边一位接口问：“你也是为陈加锁来的？”
我说我就是陈加锁。
一屋子的人就抬起头来看我。那女士就十分抱歉地说，大领导定的事，他们也没办法。
离开的时候我问她：你说刚才有两个我们厂的人来过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她说没有问，好像是管仓库的。
管仓库的太多了，等于没说。
我来到省委大院，找到杨书记的家。既然是大领导定的，我当然得找他。
勤务兵开了门，问我找谁？我说找杨书记。他说书记不在。我说我等他。问我是谁，我说微电机厂的，陈加锁。小兵说，哦，听说过。你进来吧，书记刚出去。
一杯茶的功夫，书记还没有回来。我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就要来纸和笔，准备给他留言。刚写个开头他就回来了，说他知道这事，但具体是马主任在负责，让我找马主任。
马主任是省革委副主任兼招办主任，找他的结果依然是无果。
过了元宵节就是报到的日子，我没有等来好消息，但省招办说已经替我跟北大请了一个月的假。
到三月初，似乎水落石出了：经权威机构鉴定，那首诗没问题；找庄则栋的人也查出来了，与本人毫无干系。
“政治问题”烟消云散，我是不是该走了？
NO！事情清楚不清楚，不由人说了算。“组织上”没有出结论，谁说都不算！“我们知道你没问题，但在组织上得出正式结论之前，你还得等。”“等什么？”“等组织结论”。可组织上却迟迟不肯出结论。很让人费解是不是？一拖再拖，不知道他们拖什么劲。
如果说刚开始有人告状，那是厂里的问题，那么现在，焦点变了：是省招办有问题。可那能是什么问题呢？不知道。
很多人听了都跟我一样，隐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名堂，却又想不出是什么名堂。
一个月的假期说到就到，省招办依然故我，让人生生地没了脾气。
那天一大早，刚上班就被张万福主任叫了去，当我的面打开保险柜，取出通知书，交到我手里，说：你走吧，省招办这帮混蛋我来应付，大不了把我撤了。
跟谁都没敢讲，骑车回家换了身衣服，爸妈给塞了把钱，就直奔火车站。
洗清自己之外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，他们到底搞什么鬼！
08
北京站跟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图片一模一样，但我没心思欣赏，匆匆找人问路去了。
根据路线指引，我坐车到动物园，换乘332路到中关村站下车，就到了北大南门。守门大叔看了看通知书，说你下早了一站。继续往前，到海淀站，从小南门进。又说：路不远，走过去也行。
小南门的守门大伯看了说：你下早了一站，继续往前，从北大西门进去，问招办就有人告诉你。坐车吧，有一段路呢。他见我有点迟疑，忙说从这里进去也行，可就怕你七弯八拐的找不到。
我于是走西门，进办公楼，问到了招生办。招生办的老师说：你终于来了！
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情况是：一段时间以来，省招办一直在要求换人！
听见了没有？他们一直敷衍我，原来是为了把我换掉！
原来，有领导的孩子报考北大，没被录取。刚好下面有人告我，他们就觉得机会来了，想借此做点手脚，把我刷下来，换上那个人——这种事情今天也许见怪不怪，但在40年前，那可是天大的丑闻。
果真是黑得可以！
而北大的态度非常坚决：不能换人！你们赶紧查，没问题的话让他赶紧来上学；真要是有问题，这个名额作废，不招了。
招办老师说：当然不能换人。我们的招生老师已经离开了，谁知道他们换来的是什么人。
招办老师与系里通了电话，带我到38号楼，交给班主任夏斌老师。夏老师说你总算来了。我说不一定呢，我这是偷着跑出来的，省招办还不知道。夏老师说不管他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上课！
我想把一肚子的委屈跟夏老师倾吐，却不知从何讲起。加上旅途劳顿，精神状态应该是非常的差，絮絮叨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。末了，夏老师安排我到宿舍休息，还让人带我去买饭票并采购生活用品。到了晚上，他担心我买的被褥不够厚，又带了他的军大衣来给我盖上。
我住在38号楼109房间，里面加我一共6个人。同学们只知道我受了打击，遇到些挫折，但不知道有多复杂，多严重。睡前我大致讲了几句，夜里就噩梦连连，第二天起床就都问我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说我在夜里大呼小叫，大家感觉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。
连续几天都是这样，差不多持续了有一个星期。
二哥突然来学校找我。他在老家山西工作，这段时间正在省委党校学习，老爸叫他赶紧来北京找我，看看我出了什么事。天呐！我这才想起，来北京好几天了，竟忘了给爸妈报平安。这可是最不应该的呀，无论如何不能原谅！我急急忙忙跑到邮局，给爸妈拍加急电报，告诉二老：儿已入学。
入学的第二天，夏老师一早找到我，说今天有外语课摸底测试，问我是学俄语呢还是学英语？我说学英语吧，俄语里有卷舌音，我怕我发不出来。他就送我去教室，把我交给了教英语的李老师。同学们正埋头做题，李老师拿了份卷子过来，问我会多少？我仔细看了看，说：一点都不会。她有点遗憾地说：英语字母总该认识吧？我说认识。她就把那份试卷反过来，叫我在上面默写26个英语字母。
不用说，我的摸底测验成绩是：0分！
09
四月初，张主任给我来信，说省招办发怒了，正在跟北大交涉，要求北大立刻将我退回去。理由是：目无组织。
瞧见没有，就算他们过去全错了，也总能找到另外一款帽子适合你，敢说你没问题？！
北大这边，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，表明学校在软磨硬抗，或者压根就没有理对方的茬。
又过了些天，收到张主任转来的省招办下发的正式文件，文头就叫《关于撤销陈加锁入学资格的决定》，文件发北京大学、微电机厂，好像还抄报省委省革委和教育部。
朋友们都很紧张，因为红头文件一发，我继续在北大待着就没有了依据。按教育部的规定，77级招生实行“三同意”——考生单位同意、录取院校同意、省招办同意。如今其中之一不同意了，我又凭什么留下来呢？
看了这份文件，我感觉省招办很无耻。原来所谓“政治问题”压根不提了，说明那原本就是胡说八道。既然如此，有什么理由取消我的入学资格呢？没有理由的情况下硬来，是不是蛮不讲理、流氓无赖？
我感觉，北大不会屈服于这种流氓行径。
果然，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，我这边风平浪静，波澜不惊。北大正在默默地与之对抗，也在默默地保护她的学生。
再后来，我听到了惊人的消息：省招办，他们居然到教育部，把北大给告了！
我觉得那些人就是疯了。告什么告，你有理吗？理在哪里？
10
教育部很为难。一边是省一级人民政府，一边是国家的最高学府，党委书记周林还兼着教育部的副部长。
后来听说，在一次会议的间隙，教育部长刘西尧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，希望得到他的指示。“查一查嘛，”小平说，“搞个联合调查组，教育部牵头，北京大学、光明日报参加，下去查一查，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”
五人调查组迅速成立。北大两人，教育部两人，光明日报还派出一名记者，赶赴当地展开调查，并很快查明了真相。
补充一个细节：那年高考被省招办坑害的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的就有：第一机床厂的一位女工被北大中文系录取，招办说她的一篇小说有严重政治问题，硬是把她给扣了下来。没记错的话，她就是调查组去了以后才得以解脱，前来报到的，报到以后还来38号楼找过我一次。
除了我俩，类似的事情还有没有呢？外人无从知晓。调查结果令人震惊。调查组返京后，随行记者很快写出一篇通讯，要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揭露他们的丑恶行径。清样打出来以后，送北大和教育部签署意见。周林书记考虑再三，最后是写下了一段批语。那批语我没有看到，意思据说是这样的：建议再给对方一次机会。如能承认错误，则不发也罢；否则，同意发表。
后来听到的消息是：对方认错，省委领导检讨。
无论如何，一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一度让人望而生畏的那一坨脏兮兮、黑魆魆、阴森森的乌云，终于随风飘散了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：水汽蒸腾为云，云雾冷凝为水，成就一轮生命的循环。历史的天空只留下一片瓦蓝，瓦蓝瓦蓝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毕业前夕，班里一位女同学找我，问晚上有没有时间，她想约我去见一个人。我说可以呀，见什么人？她说是她家亲戚，北大历史系的老师。见面后一介绍，才知道他就是当年调查组的成员之一。
多亏那次见面，否则对我而言，有些细节就还在云里雾里。
11
1978年秋天，第二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英语课做了一次期中测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还在楼下做操，李老师就笑盈盈地来到38号楼。不大一会儿，夏老师出来送她，回头叫住我说：李老师说了，陈加锁是天才。
我拿过夏老师手里的成绩单，看到自己的英语成绩是：83分，比第一名只差几分。
夏老师和李老师肯定不知道，同学们为帮我，默默地付出了多少！
那一年北京市扩招，学生宿舍异常紧张，每个房间都塞进去8个人。我后来住的307房间里，7个人都成了我某个方面的老师，遇到任何问题，大伙儿都能迅速地伸出援手。尤其是日后病退的明朗同学，无论他自己在忙什么，只要听出来我哪个单词发音不对，就会立刻提醒我，及时帮我纠正。余灵灵同学是我们英语课的课代表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她几乎每个晚自习都会跑过来给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开小灶。
当然，除了英语，其他课程也是一样。入学不久，冀建中同学就把她几门课的课堂笔记全都工工整整抄出一份来给我，帮我把拉下的功课补上……凡此种种，让我分外感激，没齿难忘。
至于李老师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英语老师。她不像有些老师，动不动就把语言课上成了语法课；她的讲课风格也特别适合我的胃口。只可惜还没到期末，她就离开北大，到对外经贸大学读研去了。
期中测验后不久，我被派往26号楼，跟一位美国来的留学生同住。这位同学是个混血，父亲是华人，母亲是英国人，两人都是知名学者，也都是中科院的座上宾。
Robins很快成了我的朋友，时至今日，联系不断。他现在是美国儿童眼科学会斜视专业委员会的主席，经常受邀来这边开会、讲学或手术示范。我赴美期间，曾两次拜访他的工作室和他位于罗德岛的家。而他呢，只要是来中国，总问我在哪里，然后留出时间飞过来看我。
12
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那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，改革开放由此启航。会前从11月10日起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，形同三中全会的预备会。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有幸从预备会开始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全过程。因为三中全会及其预备会的会场之外，还有一个表达民意的非正式的会，其主场在西单，分场在北大三角地。
那段时间，三角地和学一食堂外面，总是密密麻麻挤满了人。他们呼出的热气能在旁边的树枝上结成冰挂，却没有一个人肯把自个儿的脖子缩回到高高的围脖里面去。这些场外观众啊，都把自己当预备队员了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比人家场上队员还要亢奋，还要性急。
那真是我们年轻人的节日！每一天都很开心，除了开心还是开心。
临近除夕的一场瑞雪，让26号楼的留学生和陪住生们兴奋莫名。大雪初霁，天色放晴，几个不怕冻的就闯入楼下的小花园里，七手八脚堆雪人。堆得高高的，还不算，又拿铁锹来拍；拍得实实的，还不算，玩艺术的同学又从哪里寻来一片竹板，拿它当刻刀，开始工雪雕。一顿饭功夫，大功告成：一座洁白的大理石般的基座，托起一尊洁白的大理石般的人物胸像：卷发，廋脸，眼神忧郁；但鼻梁挺拔，额角开阔——是诗人雪莱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识雪雕，第一次走近雪莱，感觉好美。
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，我正在抄写雪莱——
去吧，去吧！去到你幽寂的家乡，
把痛苦的泪洒在你凄凉的炉旁。
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！西风呵，
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是呀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作者近影
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，部分图片选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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